读书人的精神家园

一辈子的读书、思考

一辈子的智慧追寻

文：舒生

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写道：“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，而败坏人材，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。”

秦始皇焚书坑儒，是肉体上的消灭。八股取士呢？它让一代又一代读书人，心甘情愿地钻进一个固定的思维框架，在规定的题目、规定的格式、规定的字数中，耗尽一生的才情与精力。

这种伤害，比焚书坑儒更持久，也更隐蔽。

中国传统思想的僵化，在明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而八股取士，恰恰是那个时代最精巧也最残忍的“思想模具”。它究竟是怎样运作的？它又如何在一代代精英的头脑中完成“格式化”的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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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为“八股”？

谈八股的危害，得先搞清楚八股到底长什么样。

明朝从洪武年间就确立了科举的规矩，但八股文的定型，是在成化年间（1465—1487）。成化以后，科举考试的作文格式被固定了下来，这种文体便被称为“八股”。

八股文这个名字，听起来玄乎。拆开来看，其实也不复杂。

每篇八股文由八个部分组成：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入手、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。其中后四个部分，每部分又各包含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，四四相叠，合为八股，这才叫“八股”。

打个比方。你拿到一个题目，好比面对一把锁。破题，就是用两句话把这把锁“破开”，点明题目要义。“破”字很关键，不是“开”，而是“破”，带着解剖的意味。破题写得好不好，直接决定了考官愿不愿意继续往下看。承题，则是在破题的基础上再用三四句话进一步申说，让题意更加清晰。接着是起讲，开始议论，但此时还只能“虚写”，不能“实发”，好比拳击手在擂台上虚晃两拳，不能真打。入手，是从起讲过渡到正式议论的桥梁。

真正动真格的部分，是起股、中股、后股和束股。这四个股才是全篇的重心所在，每股都必须以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写出。在这四股之中，往往是一反一正，一虚一实，一浅一深，两两相对，结构极为精巧。写到最后还有一个“大结”，可以用自己的话收束全文，但明代的大结若涉及时事批评，往往触犯忌讳，到了清代干脆把大结也废了。

篇幅也有讲究。明初规定五百字上下，康熙时增为六百五十字，乾隆以后一律定为七百字。七百年，不长不短，刚好够你把一套规定的套路走完。

此外，还有一个更致命的规定：题目必须出自《四书》，考生必须“代圣贤立言”，替孔子、孟子说话。这不是在表达你自己的想法，而是在模拟古人的语气，替古人把话说圆。至于《四书》的标准答案？朱子集注。怎么理解经典？不能越出朱熹划定的圈子。永乐年间还专门颁行了《四书五经大全》，把这套标准答案正式制度化。

明朝科举体系分科考、乡试、会试、殿试五级，尽管乡试、会试设有论、策、表等题型，八股文仅占首场三分之一权重，但现实中，考官阅卷时间有限，往往仅凭首场八股文定取舍。正如成化十一年探花王鏊所言：“主司所重，惟在经义；士子所习，亦惟经义。” 这种制度导向，让天下士子不得不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八股文的研习中。

至此，一个完整的“思想牢笼”就建成了：内容上只许谈儒家经典，理解上只能遵循朱熹，表述上必须模仿圣人口吻，格式上必须套用八股排偶。考生在考场上写的不是“我想说什么”，而是“圣贤要我怎么说”。

精心设计的“思想牢笼”

有人可能会问：不就是一种考试文体吗？至于说得这么严重？

问题不在于文体本身，而在于它背后的选拔逻辑。

明朝的科举是层层筛选的。乡试在各省举行，三年一次，录取率在明初大约百分之十上下；到了嘉靖末年，降到百分之三点三。-会试是全国性的，录取率平均在百分之八点六。从成化到万历中期，平均只有百分之八点四的举人能考中进士。

而考生人数呢？明中叶以后，各省参加科考的考生规模在四五千人到数万人之间。层层淘汰下来，最终能中进士的人，凤毛麟角。

你想想这个场景。一个读书人，五六岁开蒙，从此开始背诵四书五经，十几岁开始练习八股文。先要通过县试、府试、院试，成为生员；再通过乡试，成为举人；再通过会试、殿试，成为进士。每一步，考官看的都是你那一篇七百字的八股文。

在这种游戏规则下，理性的人会怎么做？

你不可能再去读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不可能再去研究水利、农田、兵法的实际问题。你最理性的选择，是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琢磨八股文的“范式”上。哪家书坊出的“程墨”最好？哪位考官的文风最受欢迎？历年真题的范文背了多少篇？

吕留良对这种风气看得透彻。他写诗讽刺道：“进士尔何能，能作八股耳，其中并多不能者，一行作吏无须此。”意思是，进士们除了会写八股文，还有什么本事？很多连八股文也写不好。一旦做了官，这些东西根本用不上。

这番话虽然刻薄，却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八股文不是培养治理能力的手段，而是筛选“听话的人”的工具。

清代有个叫徐大椿的人写过一首《道情》，把这种读书人刻画得入木三分：“读书人，最不齐。烂时文，烂如泥。国家本为求生计，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。三句承题，两句破题，摆尾摇头，便道是圣门高弟。可知道，《三通》《四史》是何等文章，宋皇、汉祖是那一朝皇帝？……甘蔗渣儿，嚼了又嚼，有何滋味？辜负光阴，白白昏迷一世。”

这首诗写于清代，但说的正是明代八股取士的余毒。一个书生的知识体系里，只有破题、承题、起股、中股，没有历史，没有经济，没有军事，没有地理。你说这种人去治理国家，能治理得好吗？

形式主义的极致

顾炎武不仅是思想家，还是一个极其严谨的考据学家。他在《日知录》里详细考证了八股文的演变，并且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它的弊端。

他有一条重要的论断：“文章无定格；立一格而后为文，其文不足言矣。”这句话直指问题的核心：文章的本意是表达思想，而当你先把一个格式立在那里，然后往里面填充内容，写出来的东西还能叫文章吗？

八股文的程式化已经到了什么地步？每一股都有特定的语言要求和内容要求。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，每股必须两两对仗；对仗之间还要讲究“一反一正，一虚一实，一浅一深”。甚至每句话的虚字怎么用，都有不成文的规矩。你在考场上不是在“写作”，而是在“填表”。

明代有个笑话，有人仿照八股墨卷，编了一段极尽讽刺的话：“天地乃宇宙之乾坤，吾心实中怀之在抱……元后即帝王之天子，苍生乃百姓之黎元。”表面上看，句式工整，排比对仗，堪称典范。但你仔细一读，就会发现全是废话的循环：“天地”就是“宇宙”的“乾坤”，“吾心”就是“中怀”的“在抱”。说来说去，什么都没说。

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“其文不足言矣”。文章没有了言说的价值，只剩下形式的空壳。

更可怕的是，到了明朝中后期，相当的考生连经书都不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可出的题目就那么一两百道。富家大户提前请人把这批题目各写一篇范文，让子弟死记硬背。进了考场，把背好的文章稍微改动一下抄上去，就能中举。顾炎武痛心疾首地说，你去问这些考生没读过的经书，他们“茫然不知为何书”。

也就是说，三百年来选拔出来的精英，很多人连基本的儒家经典都没有完整读过。他们读的只是“时文”，看的是书坊里卖的“程墨”。真正的学问在哪里？在《三通》里，在《四史》里，在前朝的历史经验里。但这些，不在考试范围内。

被扼杀的另一种可能

八股取士的危害，不仅仅在于它让读书人读的书变少了，更在于它扼杀了另一种可能——知识多样化的可能。

我们不妨看看那些被这个体制“筛掉”的人。

李时珍，十四岁考中秀才，此后连续三次参加乡试，次次落榜。他父亲也是一名落第秀才，劝他不要再考了。李时珍从此绝意科举，转而投身医学，用三十年时间走遍山川，写成《本草纲目》。

宋应星，会试屡次失败，最终断了科举的念想。他没有就此消沉，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对农业、手工业的调查研究中，写成《天工开物》。这部著作后来被称为“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”。

徐霞客，十五岁参加童子试不中，父亲便不再勉强他考功名。二十二岁开始，他游历天下，探访名山大川，写成《徐霞客游记》。

这些人，恰恰是那些没能通过八股取士这道关卡的人。他们是被体制“淘汰”的，却为中国留下了超越时代的文化财富。

徐光启倒是个例外。他万历年间中了进士，官至崇祯朝内阁次辅。但他一生最为后世所铭记的，不是他的八股文，而是他翻译的《几何原本》、他写的《农政全书》。

换句话说，即便在体制内成功了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，仍然在八股之外。

顾炎武在《生员论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朝廷设立科举，本意是希望考生“明六经之旨，通当世之务”。但现实呢？大家只读书坊刻印的时文，不读经典，不读史书，不读前朝的制度得失。“故败坏天下之人才……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，敌国外侮得而胜之。”人才败坏了，外敌来了，自然打不过。

奴性之网

明末清初的另一位大思想家黄宗羲，对八股取士的批判同样不留情面。

他在《明夷待访录》中猛烈抨击专制君主制度，认为“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”。在他看来，八股取士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，更是一张网——一张“奴性的士大夫之网”。

这张网编织得如此严密，以至于天下的读书人钻进去之后，不仅思想被禁锢，连人格也被剥夺了。

黄宗羲写过一篇《生员论》，专门剖析八股取士对士人精神的摧残。他认为，八股取士使读书人丧失了独立的人格，变成一个只会迎合上级、服从权威的“奴性士大夫”。这种奴性一旦形成，便会代代相传，整个社会的创造力也就被扼杀了。

黄宗羲还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——“取士八法”，试图用多种选拔人才的渠道取代单一的八股取士。但他的方案从未被采纳。在明清之际那样一个思想界稍有一丝生气的时代，八股取士的根基依然牢不可破。

明末思想家李贽也曾在《童心说》中发出呐喊：“诗何必古、选，文何必先秦。” 他试图打破这种思想禁锢，却被视为 “异端”，最终被迫害致死。李贽的遭遇，正是当时思想专制的缩影。在当时，任何超出程朱理学框架的思考，都会被视为 “离经叛道”，都会受到严厉打压。

为什么一个明显有问题的制度，能沿用几百年？答案或许在于，八股取士恰恰满足了专制权力对人才的要求。它不是要你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而是要你对既有秩序保持忠诚。你读了十几年八股，脑子里全是“代圣贤立言”的惯性，已经失去了质疑权威的能力。

李约瑟的追问：文明的困境

时间到了二十世纪，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难题：十六世纪以前，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远远领先于西方，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？

李约瑟自己给出了一些答案。其中一条是：“中国的科举制度（如八股文）扼杀学生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，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，‘学而优则仕’成为读书人的第一追求。”这是一个深刻的洞察。

科举制度本身并没有错。它打破了门阀垄断，为社会流动提供了通道。问题在于，当科举与八股文深度绑定之后，它变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。你不需要观察自然现象，不需要做实验，不需要研究数据。你只需要在书房里把四书五经和八股范文啃透。

李约瑟还指出，中国人向来“重人伦轻自然”，研究人类的唯一适当对象就是人本身。这种文化传统与八股取士相互强化，最终形成了一股难以冲破的惯性。即便有人想研究自然、想探索规律，这套选拔机制也不会给他任何奖励。

这就是八股取士最隐蔽的危害：它不仅仅规定了“怎么写”，更重要的是规定了“什么值得写”“什么不值得写”。天文、地理、水利、兵法、医学、算术……这些都不在考试范围内。那么读书人为什么要花时间去学？

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清政府正式废除了科举制度。延续了近六百年的八股取士，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但它的余毒，并没有随着制度废止而立即消失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，胡适、鲁迅等启蒙学者对八股文和“遵命文学”的批判，本质上是在与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作战。这种惯性的核心是：不追问为什么，只服从既定的规则；不探索新的可能，只在固定的框架里找答案。

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，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八股取士最可悲的地方，不在于它让读书人写不好文章，而在于它让一代又一代人失去了问“为什么”的能力。它把知识变成了一套标准答案，把思考变成了一组固定程序。

一个只会背答案的人，不可能提出新问题。一个只会走程序的人，不可能开辟新道路。

发布于：北京市